一、全球化、資訊化對中國民主之衝擊
隨著世界貿易組織體制的逐漸深化運作，以自由貿易及市場機制為基底的全球化，似有成為沛然莫之能禦的趨勢。全球化不僅僅只是一個經濟變遷過程，同時也是一個文化與政治的變遷過程。全球化對政治領域的影響層面頗為廣泛，不僅發生在資本主義國家，也發生在社會主義國家。
茉莉花革命最早始於北非的突尼西亞，由於媒體與網路發達，在阿拉伯世界掀起革命風潮。圖/翻攝自網路
尤其是原本難以民主化的回教世界如阿拉伯國家，也相繼爆發「茉莉花革命」，中亞地區國家也產生「顏色革命」。無庸置疑，這對中國國家安全產生挑戰及帶來風險，第五代領導人習近平曾提出要警惕七大國家風險，既要防範「灰犀牛事件」，也要警惕「黑天鵝事件」。全球化趨勢導致許多威權國家不僅在經濟領域自由化，也在政治領域去中心化。
從全球治理及國際政治層面檢視，全球化被許多學者認為正在改變傳統的國家主權觀念，產生一種新型的全球治理秩序與誕生全球性公民社會，導致一種「非民族國家化」趨勢。也有觀點認為，全球化並非意味著「主權國家終結」。全球化對國內政治層面的影響層面來說，正在改變傳統的權力運作方式、政治文化、政治傳播、政治過程與政治組織結構。這些變化主要內涵：
（一）政治文化：民主、自由、平等、公正、人權等現代價值正因全球化趨勢日益成為普遍政治價值與政治評價標準；
（二）政治傳播：由於衛星電視、網際網路與電子出版物的興起，威權政府對資訊的壟斷與特權已逐漸失去現實基礎；
（三）政治過程：減少國家的專制性能力，增加國家的基礎性能力；即減少命令性的政府行為，增加政府與公民組織間協商性合作行為；
（四）政治結構：促使參與全球化國家建立一套更加民主與有效的政治結構。
尤其是全球化所帶來網際網路科技化、數位化趨勢，衝擊現實政治權力的轉換，中國黨國體系無論是作為專制政體或者後極權主義政體、韌性威權主義政體，資訊科技是否成為轉換黨國威權政體為民主政體的工具呢？學界存在著南轅北轍、涇渭分明的論點，肯定論、否定論、懷疑論皆而有之。從政治實踐來論，資訊科技尤其是網路對中國衝擊，無疑地產生「雙面刃」效果。資訊科技對中國的開放、自由化、多元化具有正面影響的作用，對黨國體系合法化、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及其執政能力具有固化「加乘效應」。
然資訊科技對中國民主化也產生一系列負面衝擊，包括限制公民權、言論自由權、集會結社權、通訊自由權及公民隱私權；且威權統治往往通過科學技術手段，壓制新興社會運動崛起及建構社會監控體系控制公民行動，成為一種「科技威權主義政體」。
對中國而言，全球化（資訊化）對其政治影響逐漸發生轉化。首先，改變傳統的政治文化：因應全球化自由民主普世價值來臨，中國政府身為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也先後簽署「國際人權和公民權利公約」、「經濟、文化及社會權利國際公約」，此等舉措在形式上等於宣告中國將完善促進公民權利的制度保障，改變傳統政治文化，型塑新的公民政治價值、政治意識與政治態度。然而，中國公民固然因經濟發展持續改善生活，但仍缺乏言論自由、結社及進行社會抗爭權利，尤其黨國對於新興社會抗爭運動，往往採取言論管制、限制媒體報導及網路資訊自主性，壓制維權律師、記者及公眾利益表達。
其次，衝擊公民社會發展：改革開放後，一個相對獨立的公民社會開始從國家與社會高度一體化結構中剝離出來，其特徵為：民間組織數量迅速增加、種類增多、獨立性明顯增強、合法性增加。改革開放前，中國名義上僅存在少數人民團體，如工會、共青團和婦聯，這些組織其實是各級黨政機關的附屬物，納入黨政機關科層化管理，缺乏獨立性，衍然為「第二政府」。但改革開放後，中間組織快速增長，這些民間組織正在對中國的民主與治理產生影響。中國社會組織數量增長，顯示國家無法全部一手包辦社會事務，必須釋放權力給予公民社會組織。
特別是隨著資訊生態流動性的增加，也將導致權力的去集中化，侵蝕中國政府傳統的權力地位，如此包括企業、非政府組織在內的公民社會其權力日益增長，但此並非意味著中國國家或政府權力即將式微。相對而言，黨國體系在資訊社會中仍扮演重要節點角色，國家與公民社會關係不是零合關係，社會問題的解決需要國家與公民社會相互協商妥協。 然而，中國政府對社會組織及境外非政府組織規範及控制愈加嚴密，及愈加採取國家強制性合法暴力處置公民社會中抗爭運動或公民不服從運動。
中共以監視系統搭配人臉辨識，加強對個人的管控。圖/維基
最後，改變政府創新及治理行為：資訊科技發展對政治透明度產生正面影響，包括政務公開、警務公開、司法公開、檢務公開、任前公示及電子政府；強化行政服務、公開競爭幹部選拔、簡化行政審批程序、增加行政效率及強化行政與政治責任。但伴隨資訊化社會來臨，黨國建構完善社會信用體系，固然發揮規範公民行為作用，但也形成對公民權挑戰，導致公民被天眼、雪亮工程等社會監控系統所俘獲，降低個人政治自主性及獨立性。政府在科技技術上創新，反倒是成為一種監控管理公眾之工具。
二、資訊傳播對中國社會運動、民主化進程之衝擊
伴隨Internet迅速發展，加速各種資訊的傳播，資訊高速公路流通大量資訊，也帶來政治、文化等價值的快速擴散，無論是「茉莉花革命」或「顏色革命」爆發大都與此有關。不少中國學者批判認為美國與西方國家控制大部份資料傳播所依賴的軟硬體設施，特別是美國擁有數據庫佔全球70%，美國一直把有關法律、人權、技術的標籤貼上國際化標籤，通過網際網路快速散播至其他國家，這種網際網路潛在的「美國化」影響已對一些國家社會、政治、法律等文化觀構成嚴重威脅。 顯然，部分觀點認為「美國化」甚至與「西方化」、「全球化」劃上等號。
數字技術已經有能力強化處於公民與國家間的公民社會制度，以往只有很少的政治資本、傳統優勢的反對派組織，若能拓展以網絡為紐帶做為理念、意識型態的資訊訊息傳播站，有助於為社會運動的組織、動員和表達創造便利，從而利於其權力的競逐。換言之，網絡有助於強化公民社會制度中反對派間的聯繫，提高挑戰現存制度權威及增強與支持者間的關係。同時，資訊化也會促進轉型政府的民主化過程，網絡有助於形成一個多元化的全球公共領域，提供公共福利、促進民主，增加治理透明度和可計量性。
無庸置疑，全球網際網路應用的迅速發展，加速各國政治、經濟、文化、知識等領域的全球化趨勢。網際網路所促進的全球化趨勢，民主國家因其自身具開放性體質，從而免於陷入脆弱性與敏感性之困境。但做為後極權主義的中國黨國威權政體，則擔心西方主流政經文化價值的滲透、文化霸權的喪失與政治合法性地位的下降，「反和平演變」恰恰表明害怕「被和平演變」。所謂「中國國情論」說法，不僅表明「中國模式」不同於「西方模式」；同時顯示「中國價值」對「普世價值」的挑戰及質疑，儘管其中也有共融之處。基本上，以資訊化、網絡化為內涵的全球化，已對其公民社會、社會運動發展與民主化產生正負複雜衝擊。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面臨社會轉型期風險社會面臨，無論是東部/西部、城市/農村、黨國成員/勞農階層，其所得差距更趨於「兩極分化」，造成社會「相對剝奪感」日益加深，黨國與社會關係陷入對立、緊張及衝突惡性循環。從「社會管理」發展至「社會治理」的思維，成為黨國解決其國家風險、社會衝突及顏色革命之國家戰略，以防止黑天鵝、灰犀牛事件爆發，及「顏色革命」侵襲。第五代領導人習近平主政下中國社會越趨於政治緊縮，無論是政治透明化、自由化、媒體輿論獨立、公民言論及結社自由等國際人權指標，幾乎皆呈現下滑。無疑的，習近平主政下黨國體制更無民主化目標，成為保守性威權體制，更遑論推動政治改革及政治民主化發展。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所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徹底拒絕西方所謂的「憲政」、「三權鼎立」、「司法獨立」的路子。（資料照，美聯社）
尤甚者，黨國反對西方分權與制衡政治原理，反對政黨政治、議會政治及三權分立，這導致中國政黨體系中中共為永遠執政黨、其他八大民主黨派為參政黨，欠缺政黨輪替及相互監督；儘管中共倡議「黨內民主」及「黨內監督」，然實際上效力極其有限；且目前開放直接選舉層級非常有限，包括縣鄉鎮人大代表、村民委員會及居民委員會主任，這種有限政治參與層級及範圍，並未隨資訊化時代來臨而得以拓展。而近年來中國社會日益複雜、過從甚密不當政商關係，導致政治權力與經濟資本結盟形成一種「權貴資本主義關係」，企業家群體不易形成挑戰黨國權威的政治聯盟，難以形成政治民主化推動者。
三、中國內外部社會運動整合程度仍十分不足，難以發揮合力促進社會變革及啟動政治民主化動能
網際網路對社會運動或民主化進程的影響，固然存在樂觀或悲觀的論述觀點，對中共這樣實施一黨專政的政權來說，資訊的自由流動勢必影響其政權的維繫，因此黨國體系採取所謂「安全而有效的管理立場」，類似海外新聞及相關人權資訊網站都在過濾名單之內。為進一步遏止西方國家、國際組織和海外民運人士、內部社會運動團體、反對組織，不斷利用網際網絡向中國各地散播各種資訊，更研發一套過濾系統，雖然有其成效以利其統治，但是仍無法完全掌控。
例如既往「法輪功」或各種維權組織，大多利用網絡集結各地成員於北京進行「集體上訪」即為明證。就此而論，網路上的民主運動固然會因中共的管制措施而受阻礙，然而網路上存在的無限可能通道，仍給予中國社會運動挑戰及機遇。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發擴散期間，一時興起網路言論空間氛圍，但隨後又被黨國以「顛覆國家政權罪」 、「詆毀中央政府罪」等罪名所壓制。
自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在穩定壓倒一切的政治正確下，社會抗爭運動曾一度沉寂；現又死灰復燃。這將激發黨國體系與公民社會間緊張、對立及衝突關係，這些社會衝突包括諸多公民及社會各階層維權抗爭事件，例如中產階級業主維權、環境保護及公害鄰避運動、土地徵收及房屋拆遷、企業裁員及拖欠工資抗爭、P2P網路金融借貸倒閉維權事件及退伍軍人維權抗爭等。這主要源自黨國治理缺失，也屬於憲法保障公民權保障不足所致。然而，大部分社會抗爭運動或為黨國所壓制或疏導，大都難以形成跨地域、跨階層、跨領域的聯合抗爭，致其廣度及力度有所不足，所謂「星星之火」卻「難以燎原」。
香港反送中運動在中共打壓下終告失敗。圖/美國之音湯惠芸
此外，中國海外民主運動、組織在中國民主化進程雖可發揮其些許作用，但因難以團結導致其力量分散。這些海外民運組織固然具有自我教育與社會教育功能，某種程度形成對中國內部民主派的保護作用，相互促進。但是其整合力量難以高估，中國海外組織並沒有發揮像臺灣海外組織的影響力量，兩者存在幾點差異：臺灣內部因有所謂本土政權、外來政權、省籍矛盾、主權認同問題，而將海外人士組織起來，但大陸海外民運組織卻欠缺此等多元議題操作空間；其內部力量相互抵銷；在財務上欠缺支持，主要來自國外力量；臺灣同鄉會則在財務上較容易獲得海外臺灣人的主動、自動支持。
四、資訊化帶來社會控制效果，短期有效長期恐挑戰威權體制生存發展
確實不少中國學者認為全球化是由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所倡導，有關全球化規則與發展過程也受其主導，甚至認為美國為主西方掌握全球化資訊來源，時時刻刻不停止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確實資訊科技雖具跨越主權、疆界特性，但不必然意味著能夠全面對主權與疆界進行侵犯。即使是美國也無法控制全球化進程，而且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對全球化的進程影響力逐漸增大。
中國黨國應充分有效地利用全球資訊網絡，增加其政府治理的透明化程度，培育健康的公民社會形成，擴大直接選舉的層級及範圍，主動因應社會發展擴大政治民主化及參與空間。然而，觀之習近平主政下中國社會發展，仍以限制公民言論自由和公共討論空間為由，針對資訊與網際網絡進行管制，固然黨國已淪為「科技威權主義政體」不斷強化對公民控制，然這不僅在技術完全難以達到所設定目標，恐怕也不利於其國家形象的打造。 全球化、資訊化對一個國家的社會運動及民主化影響充滿想像空間，猶如一把「雙面刃」，對任何國家都可能在資訊化過程增損益補，既可能產生「政治衰退」也可能「政治發展」；既充滿著機遇也產生挑戰，中國其實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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